本报记者刘军和胜雅律教授合影

　　在西方汉学界谁不知道胜雅律教授，就如同学文学的人不知道莎士比亚。胜雅律教授对中国法律领域的研究已经炉火纯青，难有西方人望其项背。然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西方人中对中国智谋研究得最透彻的专家，他的《智谋》一书填补了西方在智谋领域的空白，成为西方国家最畅销的书籍之一。甚至有中国学者认为，是胜雅律对中国智谋的研究，使中国重新掀起“三十六计热”。

　　日前读报，偶闻胜雅律教授厚达700多页的《智谋》中文全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包括了前18计的《智谋》上册，我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得到教授的馈赠。2005年拜访教授时，德文版的后18计早已续完，而中文全译本也在杀青，教授正在为中文全译版文字翻译中最后的一些“毛病”做校对。欣喜之余给胜雅律教授发了封电子邮件祝贺并索书。教授当晚即复，按照他的“惯例”，将我称为“学兄”，说他每周二都在洛桑的瑞士比较法研究所上班，如果我能到洛桑见面，他可送我一本“新鲜出炉”的中文版全译本的《智谋》。

　　按约见到教授，如10年前送我《智谋》上册时一样，身材高大的胜雅律教授弯腰伏在办公桌上，按竖版格式写下了“刘军学兄惠存，胜雅律赠送”。论教授的才学和知名度，我称他为“老师”都有攀高之嫌，而他则不以为然，反而学兄长、学兄短地老挂在嘴边，落在纸上。我在30多岁时就已经和他互称“学兄”，现在40多岁，自然还是“学兄”。从这位学富五车、贯彻东西、著作等身的汉学家给一名小他近20岁的中国记者的“赠言”中，可以体味到他宽厚的品德和谦逊的作风。

　　屈指算来，与“学兄”教授相识已经有10多年了。记得1994年秋，我到日内瓦不久，就听说一位在洛桑瑞士比较法研究所工作的汉学家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法律的书籍，便决定去采访。那是第一次见到胜雅律教授。他身高在1米90以上，戴一副宽边眼镜，态度温和。因为个子高，回答问题时他总是身体微微前倾，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遇到我们没有听懂的法律词汇，他就用中文仔细解释。他的中文发音字正腔圆，言谈举止之间流露出浓厚的儒雅学者气质。采写的消息发表后，常年自费订阅《光明日报》的胜雅律教授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在我的消息中找出了三处“中文用词不准确”的地方，并详细解释了应该使用的词汇，让我着实领略了这位汉学家的“厉害”。

　　“学兄”胜雅律教授本名叫阿罗·封森格，在苏黎世附近的乡村长大，学习了拉丁语、古希腊语，后来进入苏黎世大学学法律。他以一篇关于中国买卖契约专题研究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胜雅律在苏黎世州法院当了两年的法官秘书，并获得了律师执照。如果按部就班地走下去，苏黎世可能多了一位律师，但世界上恐怕就会少了一位卓越的的汉学家。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胜雅律曾帮助一位中国学者修改德文论文。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中国学者教他中国书法。他对中文“胜”字的繁体产生浓厚兴趣，决定将这个字作为他的中文姓，而雅律则是他的德文姓氏的音译。取“胜”为姓已经表明他的豪气，而“律”是中国古代审定乐音高低的标准，乐音分为六律和六吕，合称“十二律”。那么，“律”前加“雅”，便活脱脱衬托出“学兄”的儒雅之气。1971年至1977年，“学兄”胜雅律离开家乡到亚洲留学，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日本各两年多时间。在日本他主要是研究中国法制史，也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20世纪七十年代初，胜雅律来到北京大学留学，进了北大历史进修班。当时正值中国“文革”期间，这名来自瑞士的洋学生与中国同学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正是这种经历使“学兄”教授受益匪浅，也使他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比西方人，甚至那些自诩为“汉学家”的西方人看得清、看得准，而且也表现出更多的理解。

　　“学兄”教授对中国计谋的研究，可以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1973年，他在中国台北买到了一本香港出版的介绍中国三十六计的书，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完整的“三十六计”，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只要看见有关三十六计的书就买下来。但他发现，许多中国人，哪怕是最出名的教授也对某些计谋的出处模糊不清，这促使他下决心进行研究，用西方人的眼光，通过古今中外的例子，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古代谋略。“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智谋》上册德文版出版，好评如潮，被翻译成英、法、俄等10多种文字，出版了几十万册，还被介绍回三十六计的故乡——中国。

　　翻开《智谋》，可以发现，书中选用了古今中外、上下数千年的掌故、典故、新闻报道乃至时政事件来诠释中国“计谋”，看着这些意味隽永、妙趣横生的“例子”，着实为“学兄”教授的才学所折服。1989年5月，时任德国总理的科尔阅读了《智谋》后，欣然给胜雅律写信道：它不仅使人们加深了对古今中国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那些在您的笔下得到生动解释的计谋，显示了人类普遍的行为方式。它教会读者深入地观察与他或亲或疏的人们的行动。如果一位政治家坚持采取您所摘录的洪自诚的格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态度，那么，他特别应该牢记的是第四计“以逸待劳”。

　　多年研究三十六计，用中国人谋略的眼光来分析周围的人和事，胜雅律颇有心得。他为此还专门编写了一本德文版的《计谋》，邀请20多个不同专业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出发研究人类计谋，再用三十六计的眼光分析自己专业领域的某些现象。

　　“学兄”教授常说，研究中国古代三十六计的目的主要还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中国古代智谋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的智慧结晶，是全人类的精神宝藏。他认为，西方的语言中也有不少“计语”，像荷马史诗的“特洛伊木马”；伊索寓言中的“混水摸鱼”；《圣经》中也有很多使用智谋的故事，如犹太人将基督送交给罗马总督就是采用的“借刀杀人”计，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不过，像中国人那样把各种计谋总结起来，成为一个系统并且加以发展，在整个西方世界还没有。

　　“学兄”教授在洛桑比较法研究所有自己的办公室，不大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书籍。两个书架上，排得满满的中文书：《中国遗书精选》、《现代汉语语辨》、《国家冲突法研究》、《汉语成语考译词典》……有趣的是，书架上还

　　有一些“时髦”书，如《当代中国流行语言词典》、《面子学》，显示出“学兄”教授“全顾学”的兴趣。比较法研究所因为有了“学兄”而知名度更大。现在，每年都有几名中国法学界人士在这里交流，而“学兄”也会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每次见面，只要时间允许，他总是要带我见见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国同胞，让我们用汉语聊上一会儿。我想，“学兄”教授曾独自在亚洲学习6年，一定深知“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滋味。

　　照“学兄”教授的话说，他现在是“狡兔三窟”，家住在瑞士耐沙泰尔市，在德国弗莱堡大学担任汉语终身教授，同时又在瑞士洛桑的比较法研究所从事日本和中国法律研究工作。他更喜欢被称为汉学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法学家。按照他的“全顾学”理论，“汉学家”要研究的领域远远超过“法学家”。